第1326章杯酒釋兵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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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26章 杯酒釋兵權
以沈雲卿多年的觀察，至少薛伯充的野心這些年已經消磨殆盡，薛伯充已經從權力欲，轉向了保榮華富貴延續薛家地位的方向。當年派遣薛家軍東渡阿拉斯加，就是薛伯充在投石問路。
而薛剛為人剛直，政治頭腦不足，形成割據叛亂的可能性比薛伯充低得多，同時有周樞平衡薛剛，番軍和禁軍的支撐，形成了有效制衡。
至於薛仲安和周玉凝夫妻，他們二人現在想得更多也是保榮華富貴，在沈雲卿和周啟都強勢的情況下，爭奪帝位和權力的機會對他們而言十分渺茫，不如轉向延續榮華富貴。
因此薛氏經過三十年的壓制和引導，現在已經改變了政治追求，從追求至高權力，轉變為追求延續榮華富貴。
但是薛伯充又擔心自己曾經流露的野心，為日後埋下禍患，所以又不想撒手兵權，因為一旦撒手兵權，朝廷拿他開刀算賬怎麽辦，於是進入一個邏輯循環。
薛伯充擔心女帝清算舊賬，所以只好抓牢軍權，越是抓牢軍權，外界越懷疑薛氏尾大不掉，有謀逆野心，一旦權力雙方陷入了這種思維邏輯，就很容易演變成政治上的對決，再由政治上的對決演變成軍事對決。
但沈雲卿很清楚，薛伯充現在已經改變了初衷，退而求其次延續薛家的榮華富貴。
然而政治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游戲，是容不得“猜測”和“我認為”的可能性猜想，是一就是一，因為政治往往和人性密切相關。同時政治一旦失敗，將是全國性的災難。
對於擁兵自重的權臣，自古就是削弱奪權，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因為誰都很清楚，擁兵自重的結果就是奪權篡位和威脅天下穩定，形成藩鎮割據和長期動蕩，這個政治後果誰也承擔不了，所以對擁兵自重權臣的處置方式就很極端。
典型的如周亞夫，在漢軍中的權威蓋過漢景帝，從諸多跡象上看，周亞夫並沒有謀權篡位的野心，只是他的性格張揚，不知君臣之道，太過跋扈。
這些漢景帝知道嗎？當然知道，但就是要殺周亞夫，哪怕周亞夫已經被奪軍權，還是要殺他。
原因就是周亞夫的影響力可以隨時奪回軍權，沒人能保證周亞夫真沒有篡位野心，不會失控，同時周亞夫會形成惡劣示範效應，所以又得槍打出頭鳥。
再如安祿山，典型的看著人畜無害大表忠心，李隆基總是以“我認為”安祿山是大忠臣的個人想法，衡量政治問題，但是政治問題容不得模棱兩可的猜測。
可結果呢，李隆基看走了眼，確切的說是猜錯了，安祿山就是造反了。
如果周亞夫和安祿山還只是隱性不可見的問題，那麽鰲拜就是顯性問題，就是公開的謀權篡位，康熙能說“我認為”鰲拜不會造反，就真的不會造反嗎？顯然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這是一個政治邏輯死循環，擁兵自重的權臣和君主之間一旦進入了這個死循環，就很難走出來，必然要走上對決道路。
漢景帝和周亞夫的對決，結果周亞夫死。李隆基和安祿山對決，唐帝國元氣大傷，其實李唐滅亡也由此開始，鰲拜和康熙的對決是鰲拜伏法。
薛伯充如果和女帝對決，按一貫的政治邏輯和現在的局勢，一定是薛氏被誅殺。
所以薛伯充只有抓牢軍權，才能保自己的命，保薛氏的榮華富貴。一旦女帝選擇對決，就得掂量掂量薛伯充垂死掙紮產生的破壞力。
但是現在薛伯充有政治讓步的跡象，女帝也想避免政治對決，演變成軍事對決，那麽就能走第二條路，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，保障薛氏的榮華富貴，換取薛氏的配合。
首先要明確一點，趙匡胤杯酒釋兵權，不是宋朝重文抑武的開端，相反趙匡胤是高度重視武備和宋軍建設，所以宋朝初年宋軍的戰鬥力其實還是很強的。
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初衷，是為了收繳兵權統一用兵調度，並不是廢弛武備，讓武將放任自流安享榮華富貴糜爛生活。
相反統一兵權之後，對宋軍進行了整合，戰鬥力得到很大提升，與契丹的沖突中並不吃虧。
宋朝初年宋軍之所以打不過契丹，很大程度上是唐朝版圖萎縮，導致宋朝喪失了軍馬場，沒有足夠的騎兵，也沒有高質量的騎兵，導致了宋朝在建國初期，只能被動用步兵和少量騎兵對抗大量騎兵的被動局面。
同時期宋朝初年經濟雕敝，也沒有足夠的財力、人力、物力保持長期作戰，打持久戰。
如果趙匡胤有漢武帝時期文景積累的家底，宋軍打持久戰，也能拖死契丹。
真正推動宋朝重文抑武的是趙匡義，宋朝的變質是從趙匡義這裏開始的變質。
趙匡胤死的不明白不白，趙匡義廢黜了趙匡胤兒子，自己稱帝當皇帝，要擺平趙匡胤留下的武將集團，就得有個既能降低軍事叛亂，又能達到控制軍權的目的，走重文抑武這條路是必然結果。
通過扶持文官集團壓制武官集團，同時給武將集團釋放更多經濟紅利加官進爵，，從而軟化武官集團，實現用文官控制軍權的目的。
所以宋朝的重文抑武的政策轉變，是從趙匡義這裏開始的變質。
對付薛氏集團，也能用這個辦法，用榮華富貴讓薛氏放棄軍事危害，但是需要雙方都做出讓步，同時也需要時間磨合。
但同時，削弱薛氏軍事集團的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穩定，而不是廢弛武備。不能發生趙匡義重文抑武的悲劇，沈雲卿也絕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。
所以沈雲卿和女帝下的是一盤大棋，這就需要極大的政策空間，但兵部讓這種政策空間被壓在了既有的邏輯框架內，因此就必須讓兵部讓一步。
“邱大人，此事經過本王深思熟慮，可行性極高，兵部大可放心。”
“兵權關乎江山社稷，豈能當做生意討價還價，本官還是不同意。”
“但凡是得變通，不變通事事難辦。現在薛氏番軍裁是裁不掉的，薛太保也不會讓裁，兵部難道有更好的辦法？”
“不給其更好火器，就能削弱薛氏危害，此乃有目共睹之法。”
“但現在西征的薛氏番軍已經用上更好的火器，難道戰後要他們交出來？邱大人，但凡是得看的長遠。有弊一定有利，關鍵是規避弊端，利用有利一面。”
“本官看不到有利的一面，海郡王若一意孤行，邱某告辭了。”
言畢，邱繼匡起身離開，沈雲卿也沒去追，他很清楚，兵部的反抗和異議聲不能壓制，要容許兵部有異議，有一些合理的反對聲音。
因為只有讓兵部的異議一直存在，薛伯充才能收斂和進一步的讓步。如果兵部的異議被壓制，甚至消滅，反而不利於促進薛氏的削權。
同時政治場上應該允許一些合理的反對異議聲，只要異議是合理的，且迫切需求的，就應該有一些異議聲，有異議才能提醒執政階層忽視的問題，從而從實際出發去解決問題。
如果都千篇一律，大搞同質化，甚至黨同伐異，則不利於國家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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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薛剛為人剛直，政治頭腦不足，形成割據叛亂的可能性比薛伯充低得多，同時有周樞平衡薛剛，番軍和禁軍的支撐，形成了有效制衡。
至於薛仲安和周玉凝夫妻，他們二人現在想得更多也是保榮華富貴，在沈雲卿和周啟都強勢的情況下，爭奪帝位和權力的機會對他們而言十分渺茫，不如轉向延續榮華富貴。
因此薛氏經過三十年的壓制和引導，現在已經改變了政治追求，從追求至高權力，轉變為追求延續榮華富貴。
但是薛伯充又擔心自己曾經流露的野心，為日後埋下禍患，所以又不想撒手兵權，因為一旦撒手兵權，朝廷拿他開刀算賬怎麽辦，於是進入一個邏輯循環。
薛伯充擔心女帝清算舊賬，所以只好抓牢軍權，越是抓牢軍權，外界越懷疑薛氏尾大不掉，有謀逆野心，一旦權力雙方陷入了這種思維邏輯，就很容易演變成政治上的對決，再由政治上的對決演變成軍事對決。
但沈雲卿很清楚，薛伯充現在已經改變了初衷，退而求其次延續薛家的榮華富貴。
然而政治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游戲，是容不得“猜測”和“我認為”的可能性猜想，是一就是一，因為政治往往和人性密切相關。同時政治一旦失敗，將是全國性的災難。
對於擁兵自重的權臣，自古就是削弱奪權，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，因為誰都很清楚，擁兵自重的結果就是奪權篡位和威脅天下穩定，形成藩鎮割據和長期動蕩，這個政治後果誰也承擔不了，所以對擁兵自重權臣的處置方式就很極端。
典型的如周亞夫，在漢軍中的權威蓋過漢景帝，從諸多跡象上看，周亞夫並沒有謀權篡位的野心，只是他的性格張揚，不知君臣之道，太過跋扈。
這些漢景帝知道嗎？當然知道，但就是要殺周亞夫，哪怕周亞夫已經被奪軍權，還是要殺他。
原因就是周亞夫的影響力可以隨時奪回軍權，沒人能保證周亞夫真沒有篡位野心，不會失控，同時周亞夫會形成惡劣示範效應，所以又得槍打出頭鳥。
再如安祿山，典型的看著人畜無害大表忠心，李隆基總是以“我認為”安祿山是大忠臣的個人想法，衡量政治問題，但是政治問題容不得模棱兩可的猜測。
可結果呢，李隆基看走了眼，確切的說是猜錯了，安祿山就是造反了。
如果周亞夫和安祿山還只是隱性不可見的問題，那麽鰲拜就是顯性問題，就是公開的謀權篡位，康熙能說“我認為”鰲拜不會造反，就真的不會造反嗎？顯然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這是一個政治邏輯死循環，擁兵自重的權臣和君主之間一旦進入了這個死循環，就很難走出來，必然要走上對決道路。
漢景帝和周亞夫的對決，結果周亞夫死。李隆基和安祿山對決，唐帝國元氣大傷，其實李唐滅亡也由此開始，鰲拜和康熙的對決是鰲拜伏法。
薛伯充如果和女帝對決，按一貫的政治邏輯和現在的局勢，一定是薛氏被誅殺。
所以薛伯充只有抓牢軍權，才能保自己的命，保薛氏的榮華富貴。一旦女帝選擇對決，就得掂量掂量薛伯充垂死掙紮產生的破壞力。
但是現在薛伯充有政治讓步的跡象，女帝也想避免政治對決，演變成軍事對決，那麽就能走第二條路，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，保障薛氏的榮華富貴，換取薛氏的配合。
首先要明確一點，趙匡胤杯酒釋兵權，不是宋朝重文抑武的開端，相反趙匡胤是高度重視武備和宋軍建設，所以宋朝初年宋軍的戰鬥力其實還是很強的。
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初衷，是為了收繳兵權統一用兵調度，並不是廢弛武備，讓武將放任自流安享榮華富貴糜爛生活。
相反統一兵權之後，對宋軍進行了整合，戰鬥力得到很大提升，與契丹的沖突中並不吃虧。
宋朝初年宋軍之所以打不過契丹，很大程度上是唐朝版圖萎縮，導致宋朝喪失了軍馬場，沒有足夠的騎兵，也沒有高質量的騎兵，導致了宋朝在建國初期，只能被動用步兵和少量騎兵對抗大量騎兵的被動局面。
同時期宋朝初年經濟雕敝，也沒有足夠的財力、人力、物力保持長期作戰，打持久戰。
如果趙匡胤有漢武帝時期文景積累的家底，宋軍打持久戰，也能拖死契丹。
真正推動宋朝重文抑武的是趙匡義，宋朝的變質是從趙匡義這裏開始的變質。
趙匡胤死的不明白不白，趙匡義廢黜了趙匡胤兒子，自己稱帝當皇帝，要擺平趙匡胤留下的武將集團，就得有個既能降低軍事叛亂，又能達到控制軍權的目的，走重文抑武這條路是必然結果。
通過扶持文官集團壓制武官集團，同時給武將集團釋放更多經濟紅利加官進爵，，從而軟化武官集團，實現用文官控制軍權的目的。
所以宋朝的重文抑武的政策轉變，是從趙匡義這裏開始的變質。
對付薛氏集團，也能用這個辦法，用榮華富貴讓薛氏放棄軍事危害，但是需要雙方都做出讓步，同時也需要時間磨合。
但同時，削弱薛氏軍事集團的的目的是為了國家穩定，而不是廢弛武備。不能發生趙匡義重文抑武的悲劇，沈雲卿也絕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。
所以沈雲卿和女帝下的是一盤大棋，這就需要極大的政策空間，但兵部讓這種政策空間被壓在了既有的邏輯框架內，因此就必須讓兵部讓一步。
“邱大人，此事經過本王深思熟慮，可行性極高，兵部大可放心。”
“兵權關乎江山社稷，豈能當做生意討價還價，本官還是不同意。”
“但凡是得變通，不變通事事難辦。現在薛氏番軍裁是裁不掉的，薛太保也不會讓裁，兵部難道有更好的辦法？”
“不給其更好火器，就能削弱薛氏危害，此乃有目共睹之法。”
“但現在西征的薛氏番軍已經用上更好的火器，難道戰後要他們交出來？邱大人，但凡是得看的長遠。有弊一定有利，關鍵是規避弊端，利用有利一面。”
“本官看不到有利的一面，海郡王若一意孤行，邱某告辭了。”
言畢，邱繼匡起身離開，沈雲卿也沒去追，他很清楚，兵部的反抗和異議聲不能壓制，要容許兵部有異議，有一些合理的反對聲音。
因為只有讓兵部的異議一直存在，薛伯充才能收斂和進一步的讓步。如果兵部的異議被壓制，甚至消滅，反而不利於促進薛氏的削權。
同時政治場上應該允許一些合理的反對異議聲，只要異議是合理的，且迫切需求的，就應該有一些異議聲，有異議才能提醒執政階層忽視的問題，從而從實際出發去解決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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